去年1月26日，笔者曾针对股市大跌撰写《挺起A股的脊梁》一文，呼吁机构投资者坚守价值投资理念，发挥市场压舱石、定盘星作用。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接近19个月，市场再次出现大幅调整的局面，再谈挺起A股的脊梁，十分必要。

    据申万宏源证券统计，截至2022年底，A股市场各类专业投资机构持股市值占比约为22%，交易量占比约为30%；个人投资者持股市值占比约为40%，交易量占比约为70%。虽然根据不同统计口径，相关数据会有一些差异，但在过去5年里机构投资者的两项占比都有明显提高，市场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大型机构投资者，拥有人才优势、研发优势、信息优势、资金优势、品牌优势，一举一动都对市场风向带来很大影响，理应担当价值投资的表率，维护市场价值中枢稳定。我国个人投资者规模较大，但其投资决策较为多元、交易方向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引领性的价值共识，更多时候体现为从众跟随模式，即对机构动向和他人的操作经验颇为看重，而缺少独立研究和价值坚持。因此，当有关政策或突发事件出现时，个人投资者的羊群效应十分明显，踩踏效应也时有发生。所以，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定盘星、压舱石作用就更加重要了。

    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大型机构投资者维护市场价值中枢稳定，不仅需要真金白银，也需要对经济形势、市场前景和价值判断有所担当，发挥引领作用。这是因为，机构投资者不单是权益产品的交易者，往往还是信息的解读者、传递者，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平台和通道，如果其释放的投资理念、价值判断、信息解读出现偏差乃至混乱，并且通过实际操作加以佐证，对市场风气和市场氛围的影响是很强的。事实上，的确有一些投资机构只重视自家经营业绩，不重视自身行为对于全市场的影响，甚至像普通个人投资者一样追涨杀跌，在市场波动较大时助涨助跌，加剧市场恐慌情绪。更有个别机构唱多做空或者唱空做多，专做个人投资者的对手盘，俗称“割韭菜”。在从严监管的今天，胆敢触犯法律法规“割韭菜”的机构少了，但是随波逐流、顺便“割韭菜”的并不少。监管层要求主流机构投资者“拒绝短线炒作”“开展逆周期布局”“进行长周期考核”，并不断完善监管举措，将促进机构投资者切实履行价值投资引领者的责任义务。

    当前，经济运行正处于爬坡关键时期，尤其需要凝聚市场共识，切实防止“误解叠加”和“信心损耗”。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凸显消费和投资需求正在稳步恢复增长。当然，恢复增长不是直线型的，而是一个波浪式发展、曲折式前进的过程，这是经济遭遇疫情冲击并叠加结构调整的必然形态，绝不等于“经济不行了”。今年以来，针对经济恢复进程中的问题和难点，党中央、国务院持续推出扩内需、稳市场、促创新、扩大开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受到产业界和消费者、投资者普遍欢迎，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对于唱空中国经济和股市的各种声音，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市场参与者应当加以识别，不以讹传讹，不给“小作文”以通道。

    目前，我国5000多家上市公司绝大多数运营稳健。截至8月21日，共有1031家公司披露2023年半年报，554家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到53.73%；有40家上市公司计划2023年中期分红。当然，也会有一些公司业绩表现不佳甚至亏损。机构投资者应当找出其中的原因，并帮助相关企业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即便经济恢复仍处于爬坡阶段，但我们也看到，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主流机构投资者应深入研究实际情况，坚持价值投资取向，带领其他投资者拨开信息迷雾，打开新阶段的价值投资前景。

    我们同时希望，各行业的头部上市公司和细分领域的优质上市公司，发挥价值引领作用，一是认认真真做好日常运营，发挥好促进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发展的积极作用，实实在在回报投资者；二是重视市值管理，采取必要措施稳定市值中枢，向市场释放更强的投资信心。

    董少鹏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资本市场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充分体现了稳定资本市场预期对于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意义。为落实党中央要求，证监会成立了专项工作组，确定了一揽子政策措施，有的已经公布，有的将陆续推出。那么，“活跃资本市场”要达到哪些目标呢？该如何找准现阶段资本市场的发力点呢？

    笔者认为，深刻领悟“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内涵，应当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对发展资本市场的部署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指出，“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全程监管。”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远近结合、标本兼治，系统谋划、协同推进的思路，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从长期看，“有活力、有韧性”的市场生态是以“规范、透明、开放”的基础制度为支撑的，要通过改革健全市场功能、提高市场效能。当前强调“活跃资本市场”，是基于完善基础性制度、加强对交易全程监管这个前提的。活跃资本市场的目的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支持作用。结合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任务，要突出资本市场发展的重点，找准工作的发力点。

    笔者认为，“活跃”的核心目标是提高市场有效性，即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质量，而不是指提高二级市场交易的换手率，更不是指制造价格泡沫。对于违反信息披露规则、误导投资者，甚至从事欺诈上市、内幕交易、价格操纵的主体要依法严厉惩处。只有基础制度扎实完备，市场的价值发现功能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并引导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需求和自身风险偏好买卖相关投资产品，形成真实的市场价格。这样，价值投资才能蔚然成风，才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敢投、愿投，长线资金才愿意来、留得住。

    “活跃”的基础是制度稳、预期稳。为此，要进一步完善基础制度。一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吸引力。通过加强上市公司治理监督，提高其运营绩效和行业竞争力。倡导积极的投资文化，各方共同努力加强市值管理，对不重视市值管理的上市公司采取必要监管措施，形成市场评价、行政监管、投资者约束等上市公司价值管理“正反馈机制”。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为存量上市公司结构调整、优胜劣汰创造更好的市场化氛围。

    二要增强机构投资者的价值投资引导力。包括：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通过权益类基金的依法合规运作、专业化运作，发现上市公司价值，淘汰绩效差、无前景的公司；鼓励权益类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运营机构、保险公司等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充当“积极股东”角色；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机构投资者壮大资本实力，实施长周期业绩考核和逆周期布局。

    三要拿出针对性强的举措解决市场中长期供需矛盾，塑造投融资双方的“成长型预期”。我国多数上市公司的特点是，大股东持股占比较大，实际进入市场流通的股份占比较小。即便实施了股改，这一情况依然存在。这是导致发行环节股价偏高的一个基础性原因。虽然大股东减持制度已经趋严，但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减持行为依然较为敏感，更不用提存量股份发行制度了。就是说，我国尚未形成新股发行的“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分红金额相对于偏高的股价而言，是不对称的。因此，无论是统筹总量层面的一二级市场供需平衡，还是统筹单个上市公司层面的一二级市场股价平衡，以及统筹上市公司筹资和分红金额的平衡，都需要全面开展研究，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市场功能。

    四要优化完善交易机制。对各类投资主体参与股票交易、期货期权交易、融资融券交易，要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在切实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提高交易的便利性，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性干预。统筹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交易等不同交易通道，坚持市场化定价，防止过度套利。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和融资工具，优化并购重组相关登记、备案、税收等制度，也是便利交易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创新推出符合中国特色估值体系要求的指数产品和衍生品，构建适用于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包容性监管制度。研究储架发行、存量发行制度，优化投融资供需结构，引导投融资两端的理性定价预期。

    股票市场是典型的权益类产品的投资场所。受上市公司基本面、经济基本面、政策面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股价总是波动起伏。在我国，股价还受到限售股释放、股票扩容等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伴随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一些外部政策和市场因素变化也常给国内股市带来较大影响。

    那么，居民投资股市，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收益呢？该如何看待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获得收益的通道只有两个：一是在分红季获得分红，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增值。截至今年6月30日，3457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包含现金分红的2022年度分配方案，以每股派现金额与当年末收盘价为基准计算，498家公司的股息率超3%。达到这一回报率水平的上市公司应该再多一些。二是在股价相对低位时买入，在股价升值时获得差价收益。决定股价升值的因素，包括业绩上涨、并购重组活动带来的资产增值、新技术新经营模式导致的市场扩张预期等。对股价运行趋势情况作出科学准确判断，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洞察能力的。对于2亿多个人投资者来说，每个人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听风就是雨的投资者也是有的。因此，有识之士应当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股票投资一定要依据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的变化决策，而不能跟风操作。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输有赢的，股市更是如此。笼统地说“投资股票可以赚钱”或者“通过政策调节让股市投资者有获得感”，都过于简单化了，不符合股市运行规律。“股市有风险”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

    法律制度和行政监管的作用，是保证信息披露、交易环境、营商环境公平、公正、公开。无论是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董监高，还是机构投资者及其大股东、董监高，还是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如果违反法律法规，都应当受到惩处。在信息披露和信息传播方面，两类市场主体承担着重大责任：上市公司是股市持续发展的基石，应当将自己的经营情况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给市场，不得利用股吧、聊天室等非正式途径发布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如果出现类似的非正常披露，应当及时澄清。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应减少短线操作的比重，切实维护市场稳定性；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不应发表可能引发中小投资者误解的信息，同时，应当就大政方针以及可能引发市场波动的因素进行及时公开解读。机构投资者在市场舆论引导上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我国股市已经进入全面注册制时期，依法治市的氛围更浓、机制更强、认同度更高，这是活跃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从经济运行来看，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扩需求、促创新、增就业措施相继落地，多项指标已经修复，下半年经济向好态势更加巩固，实现今年预定增长目标的信心更足。上市公司盈利也将逐步回升。从股市运行规律而言，经济数据变化最终会传导到板块投资上来，低估值的股票会受到稳健投资者的青睐。

    国际国内形势仍有很多复杂性，这必然对股市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但需要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强经济的战略是明确的，措施是有力的。随着势能的持续积累，“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良好局面将会形成。作为股市投资者，应当坚定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工作部署，在经济恢复向好中获得应有收益。舍此，我们别无选择。

    股票市场是典型的权益类产品的投资场所。受上市公司基本面、经济基本面、政策面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股价总是波动起伏。在我国，股价还受到限售股释放、股票扩容等因素的影响。近些年来，伴随对外开放程度加深，一些外部政策和市场因素变化也常给国内股市带来较大影响。

    那么，居民投资股市，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收益呢？该如何看待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呢？

    笔者认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获得收益的通道只有两个：一是在分红季获得分红，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增值。截至今年6月30日，3457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包含现金分红的2022年度分配方案，以每股派现金额与当年末收盘价为基准计算，498只股股息率超3%。对于那些希望发大财的投资者而言，这些收益是缺乏吸引力的。二是在股价相对低位时买入，在股价升值时获得差价收益。决定股价升值的因素，包括业绩上涨、并购重组活动带来的资产增值、新技术新经营模式导致的市场扩张预期等。对股价运行趋势情况作出科学准确判断，是需要专业知识和洞察能力的。对于2亿多个人投资者来说，每个人的认知是有差异的，听风就是雨的投资者也是有的。因此，有识之士应当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股票投资一定要依据基本面、政策面、资金面的变化决策，而不能跟风操作。任何投资活动都是有输有赢的，股市更是如此。笼统地说“投资股票可以赚钱”或者“通过政策调节让股市投资者有获得感”，都过于简单化了，不符合股市运行规律。“股市有风险”这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

    法律制度和行政监管的作用，是保证信息披露、交易环境、营商环境公平、公正、公开。无论是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董监高，还是机构投资者及其大股东、董监高，还是中介机构、个人投资者，如果违反法律法规，都应当受到惩处。在信息披露和信息传播方面，两类市场主体承担着重大责任：上市公司是股市持续发展的基石，应当将自己的经营情况及时、全面、准确地披露给市场，不得利用股吧、聊天室等非正式途径发布可能影响股价的信息。如果出现类似的非正常披露，应当及时澄清。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应减少短线操作的比重，切实维护市场稳定性；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不应发表可能引发中小投资者误解的信息，同时，应当就大政方针以及可能引发市场波动的因素进行及时公开解读。机构投资者在市场舆论引导上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我国股市已经进入全面注册制时期，依法治市的氛围更浓、机制更强、认同度更高，这是活跃资本市场的有利条件。从经济运行来看，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扩需求、促创新、增就业措施相继落地，多项指标已经修复，下半年经济向好态势更加巩固，实现今年预定增长目标的信心更足。上市公司盈利也将逐步回升。从股市运行规律而言，经济数据变化最终会传导到板块投资上来，低估值的股票会受到稳健投资者的青睐。

    国际国内形势仍有很多复杂性，这必然对股市运行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但需要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强经济的战略是明确的，措施是有力的。随着势能的持续积累，“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良好局面将会形成。作为股市投资者，应当坚定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工作部署，在经济恢复向好中获得应有收益。舍此，我们别无选择。

（编辑 上官梦露）

    近年来，每当股市需要寻找方向时，媒体上有关“北向资金”的分析就会多起来。一些人认为北向资金是“聪明钱”，会先人一步，盯住了它就可以找到投资方向。但笔者认为，这一路资金在全市场占比较小，且账户是分散的，夸大其指向作用是不科学的，应关注各路资金的动向，并紧扣公司的基本面、根据自身风险偏好进行投资决策。

    所谓“北向资金”，一般指经沪深港通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境外资金。也有人把通过沪深港通、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三个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境外资金统称为北向资金。在所有流入A股的境外资金中，通过沪深港通进入的占比在70%以上，因此北向资金一般指这一路资金。

    在沪深港通机制下，中国香港和外国投资者在香港交易所认可的经纪商处开立沪股通、深股通账户，即可委托买卖范围内的沪深上市股票。按照相关机制，这部分股票持有者登记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人们经常将这部分股票作为一个整体，但穿透之后，这些股票的持有人其实是千姿百态、千差万别的。进一步说，在“北向资金”项下成千上万个账户买卖股票时，更加众多的内资投资者也在开展各种操作。从投资者个体的决策来说，都是根据基本面、消息面和自身风险偏好做出决策，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目前，中国股市已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85万亿元左右，而北向资金持有的市值仅为1.95万亿元左右。把仅占总市值2.3%左右的北向资金当作投资风向标，也是缺乏实质支撑的。

    当然，北向资金的投资视角与其他资金会有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跟踪A股国际指数进行产品配置，如跟踪MSCI指数（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罗素指数等。当这些指数提高中国A股的纳入因子比例时，往往带来增量资金。二是根据利差进行套利买卖。内地股市和香港股市存在着三个利差：（1）个股利差，A+H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股价利差；（2）指数利差，国内股指期货品种和境外A股期货品种（如富时A50）存在利差；（3）汇率利差，港币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存在利差，在岸人民币汇率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也存在利差。

    笔者认为，北向资金据此进行套利操作，无可厚非。但也要指出，北向资金的买卖理由并不神秘，其他机构大多也能掌握。特别是，部分境内机构在境外设立了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可以通过沪深港通买卖A股。总体看，将北向资金作为一支神秘力量进行追捧，是缺乏依据的。

    市场在一定阶段形成的投资风向，是由各路资金在相互博弈中形成的，对大型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保险资金、社保基金、券商自营等的操作都应该充分关注。鉴于前述机构投资者所披露的交易信息存在滞后性，可以通过分析板块和个股资金进出情况找出蛛丝马迹。

    需要注意的是，境内外套利资金对人民币汇率波动都是非常敏感的，人民币阶段性升值或贬值会给这类资金带来机会。从以往A股市场走势来看，出现过过度反应。要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加强对投资机构的政策宣介，防止合理套利演变为过度炒作。

    经过近33年的发展，我国股市机构投资者力量显著增强，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券商自营、外资机构等共同组成机构投资者矩阵；相当多的个人投资者也在市场淬炼中走向成熟。从各国股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大型机构投资者总是可以走在投资风向的前面，这是其研究实力、资金规模、人才素质等决定的，真正的“聪明钱”还是在他们那里。所以，普通投资者还是应当多关注他们的投资动向。

    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做出一系列工作部署，其中提到，“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这一要求与稳投资、促消费、强产业的政策措施是彼此配合、互为一体的。要更好运用资本市场机制，促进整体经济加快恢复，实现稳步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首先，资本市场相关政策措施是宏观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对于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支持作用。这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活跃度和市值波动反映投资温度、产业周期和宏观政策落地效果，同时也与资本市场自身运行周期、治理成效有关。宏观政策、产业政策会通过上市公司运营传导到市场上，形成市场反馈效应；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具有积极的支持作用。所以，要加强资本市场政策和整体宏观政策的协调性，高度重视资本市场对宏观经济高质量运行的促进功能。

    第二，活跃资本市场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

    当前，国内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积极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资本市场连接着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两大群体。上市公司既是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将资本有效配置到实业经营的生产组织者；而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既是持有资本的主体，也是消费主体。活跃资本市场，可以提高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稳定和扩大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通过政策传导，可以促进相关上市公司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增加汽车、电子产品、家具等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提升体育休闲、文化旅游等高品质服务的供给。特别是，上市公司作为企业群体的排头兵，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发挥着示范带动作用，其稳健运行可以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发展，通过提高相关就业人群的收入扩大消费需求。

    第三，活跃资本市场有利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无论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还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还是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资本市场的作用都非常重要。资本市场不仅是企业优胜劣汰之地，也是吸纳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最新成果之地。上市公司在这里实现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提高竞争力和扩大市场规模，塑造资本、科技、产业的良性循环。活跃资本市场，可以将优质资源（包括人力、土地、资本、科技、数据等要素）更好配置到亟待发展的行业和领域，打造更加符合市场需要的产业形态和运营模式，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第四，活跃资本市场有利于更好落实“两个毫不动摇”。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资本市场具有信息透明、定价公允、流动性强的特征，可以对企业加强资本约束、股东约束、机制约束。企业运营绩效好不好，营商环境是否存在短板，都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机制得到反映。这是因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投资者对信息的高度敏感性，可以快速传导信息，令相关问题引起社会各方面重视。

    无论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还是民营上市公司，都处于信息充分披露的市场环境中，通过收集资本市场相关信息，可以及时完善政策措施，促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事实也证明，大量上市公司是“敢闯、敢投、敢担风险，积极创造市场”的实践者。建议加大对资本市场主体所反映问题的重视程度，通过解决相关问题增强市场主体信心，凝聚改革共识。

    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要进一步做好稳外资、稳外贸工作。要支持有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改革开放先试先行。活跃资本市场，也包括推进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进程，要进一步完善和拓展境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便利外资参与国内资本市场，丰富现货和衍生品产品和市场层级，鼓励有条件的证券机构走出去。

    我国经济仍处于恢复时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不小，但基于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加上今年以来各项稳经济政策措施的累积效应，经济继续向好发展的势能将不断巩固和壮大。我们要继续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政策协调，促进各类企业释放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要采取措施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实现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荣发展。

    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对经济恢复前景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对部分指标波动回落也出现了一些过度解读。准确判断当前形势，抓住主要矛盾，本着远近兼顾、对症下药的原则，实施力度适当的组合政策措施，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对于经济恢复、修复进程中一些指标的波动要有客观认识，有的放矢采取措施。

    经过三年疫情冲击，再加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需要一个调理、修复的过程，希望指标快速恢复到疫情以前的状态是不现实的。当前工作的重点不是追求指标的“整体性完美”，而应紧紧牵住扩大内需这个牛鼻子，在投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呵护生产力、提升生产力，逐步修复指标。

    有经济学家注意到，当前经济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宗消费恢复相对较慢，投资恢复滞后于消费恢复，民间投资恢复不及大项目投资恢复等。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宏观政策引导，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要进一步促进线下接触性消费增长，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包括旅游消费、养老健康消费、新型娱乐消费等。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大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张大宗消费需求和供给。在经济恢复进程中，要一以贯之促进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调整优化，防止为一时之需增加低效产能、留下发展隐患。

    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要加大先进制造业的比重。先进制造业既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也有利于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鼓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我国产品、服务、平台的竞争力。这些长线功夫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但实现各项指标协调均衡，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深刻认知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更加主动、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应对和消化外部不利因素，用好有利因素。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是符合辩证法的，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应对。近年来，中美贸易有所收缩，中欧贸易总体保持正增长，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的贸易增幅还比较大；与此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俄罗斯、南美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规模在稳步增长。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有超大规模市场，有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这都是中国发展全球贸易的有利条件。所以，外部打压是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影响有限，总体可控。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6.77万亿元，同比增长4.7%；月度进出口从今年2月份开始实现同比正增长，彰显我国外贸较强韧性。

    针对少数国家的打压、遏制，我们要立体化谋划、立体化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战略。加强双边、多边友好合作，与所有愿意和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深化合作。用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拉紧中国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鼓励优质资本进入中国。今年以来，众多跨国企业高管来华访问交流，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些重大项目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与时俱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市场管理规范，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对外开放和安全。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仍是紧迫任务，要加大基础研究、平台建设、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方面的投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每前进一步，对外开放合作就会更主动一分。

    第三，坚持稳中求进，系统化谋划和推进政策措施落实。

    我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回旋余地大，抗击风险、实现稳定发展的条件总体有利。就像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恢复和稳定发展，一方面，要及时调整政策、出台新的政策，稳定市场信心，促进市场回暖；另一方面，也要强调用系统化、整体化思维考虑问题，审慎选择政策工具组合。该延续的扶持政策要延续，该退出的要稳妥退出，该衔接的要及时衔接上，该加大力度的要及时加大力度。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8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既立足解决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市场需求，也注重优化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今年1至5月份，国家发改委批准核准了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能源、交通等行业，将有力带动结构调整并扩大有效需求。从货币政策看，今年3月份以来相继采取了降准、降低政策利率等措施，促进融资成本下行。从财政政策看，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稳步推进。此外，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已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今年1至4月份，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4689亿元；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将延长至2027年底。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远近结合、逆势而上和顺势而为相统一，既发挥政策效力也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急就章。

    当前是我国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一个“爬坡期”。主要问题是，民间投资还没有充分激发起来，需求扩张的力度与理想状态仍有差距，但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前期已经激发起来的市场动能将传导至投资端和生产端，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落实好22项降成本重点任务，将有效释放经营主体活力，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市场预期。我们也希望，在资本市场运作的大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引导价值投资，营造积极的财富效应，为实体经济恢复向好做出积极贡献。

    近一段时间，舆论场上对经济恢复前景关注度有所上升，对部分指标波动回落也出现了一些过度解读。当前经济恢复还处在关键期，准确判断形势，抓住主要矛盾，本着远近兼顾、对症下药的原则，实施力度适当的组合政策措施，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对经济恢复、修复进程中一些指标的波动要有客观认识，有的放矢采取措施。

    经过三年疫情冲击，再加上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需要一个调理、修复的过程，希望指标快速恢复到疫情以前的状态是不现实的。当前工作的重点不是追求指标的“整体性完美”，而应紧紧牵住扩大内需这个牛鼻子，在投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呵护生产力、提升生产力，逐步修复指标。

    有经济学家注意到，当前经济运行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大宗消费恢复相对较慢，投资恢复滞后于消费恢复，民间投资恢复不及大项目投资恢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宏观政策引导，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要进一步促进线下接触性消费增长，创造新的消费场景，包括旅游消费、养老健康消费、新型娱乐消费等等。要想方设法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大居民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张大宗消费需求和供给。在经济恢复进程中，要一以贯之促进产业结构、投资结构调整优化，防止为一时之需增加低效产能、留下发展隐患。

    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要加大先进制造业的比重。先进制造业既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也有利于满足中高端消费需求。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鼓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我国产品、服务、平台的竞争力。这些长线功夫最终会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但实现各项指标协调均衡，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深刻认知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更加主动、更大力度的开放举措应对和消化外部不利因素，用好有利因素。

    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是符合辩证法的，不必大惊小怪，重要的是积极主动应对。近年来，中美贸易有所收缩，中欧贸易总体保持正增长，中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的贸易增幅还比较大；与此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俄罗斯、南美国家、非洲国家的贸易规模在稳步增长。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有超大规模市场，有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这都是中国发展全球贸易的有利条件。所以，外部打压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一些影响，但影响有限，总体可控。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6.77万亿元，同比增长4.7%；月度进出口从今年2月开始实现同比正增长，彰显我国外贸较强韧性。

    针对少数国家的打压、遏制，我们要立体化谋划、立体化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战略。加强双边、多边友好合作，与所有愿意和中国开展合作的国家深化合作。用更优的营商环境吸引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拉紧中国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鼓励优质资本进入中国。今年以来，众多跨国企业高管来华访问交流，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达成了一些重大项目合作。与此同时，我们与时俱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市场管理规范，做到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对外开放和安全。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仍是紧迫任务，要加大基础研究、平台建设、重大项目和关键技术方面的投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核心技术每前进一步，对外开放合作就会更主动一分。

    第三，坚持稳中求进，系统化谋划和推进政策措施落实。

    我国是一个大国，内部回旋余地大，抗击风险、实现稳定发展的条件总体有利。就像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所说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为了尽快实现经济恢复和稳定发展，一方面，要及时调整政策、出台新的政策，稳定市场信心，促进市场回暖；另一方面，也要强调用系统化、整体化思维考虑问题，审慎选择政策工具组合。该延续的扶持政策要延续，该退出的要稳妥退出，该衔接的要及时衔接上，该加大力度的要及时加大力度。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8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既立足解决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市场需求，也注重优化调整结构、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今年1至5月，国家发改委批准核准了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能源、交通等行业，将有力带动结构调整并扩大有效需求。从货币政策看，今年3月以来相继采取了降准、降低政策利率等措施，促进融资成本下行。从财政政策看，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稳步推进。此外，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已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今年1至4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4689亿元；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将延长至2027年底。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远近结合、逆势而上和顺势而为相统一，既发挥政策效力也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急就章。

    当前经济恢复还有一些困难，民间投资还没有充分激发起来，需求扩张的力度与理想状态还有差距，但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落实，前期已经激发起来的市场动能将传导至投资端和生产端，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和消费需求扩张。落实好22项降成本重点任务，将有效释放经营主体活力，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市场预期。我们也希望，在资本市场运作的大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引导价值投资，营造积极的财富效应，为实体经济恢复向好做出积极贡献。

（编辑 孙倩）

    近两个月来，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股市出现较大波动。一方面，要着眼当下，正视扰动市场的因素，加强沟通，采取必要措施，提振信心；另一方面，要立足长远，在完善供需平衡机制上下功夫，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和韧性。

    我国股市存在过度融资、冲动融资的情况，上市公司上市初期股价高企，两三年后大幅回落的例子并不罕见。在全面注册制下，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根据市场形势确定发行的时机和价格、规模，自觉接受市场的约束，按道理，可以实现“供需均衡”。但现实情况并不那么乐观，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制，加强制度约束，让卖方的价格遵循稳健、可持续的原则，赢得投资者的心。

    超大型IPO项目往往需要更大的资金量，对市场供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长线资金仍然不那么充足的情况下，应当关注超大型IPO带来的影响，完善相关机制，这也是市场化的本意。笔者建议，结合我国实际，引入“储架”发行模式，将超大型IPO活动与长线资金建设更好统一起来。

    所谓“储架”发行，就是一次注册发行规模，发行人可在一定期限内分次发行。这一制度最早在美国实行，主要用于上市公司再融资，1983年11月份美国证监会推出“415条规则”（储架注册规则），2005年12月份又颁布《证券发行改革规定》，形成较为成熟的储架注册流程。美国储架发行遵照市价发行原则，承销方式较具灵活性，包括购买承销、招标拍卖、零星发行等方式。第一次注册的有效期是3年，届满时可以提交新的“储架”注册申请，有效期也是3年。

    显然，“储架”发行是分批次发行，每次发行的价格并不固定，而是随行就市。这既可满足上市公司的资金需要，又不至于造成资金沉积浪费，可以有效遏制冲动发行、过度融资。结合我国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在大型IPO项目中引入这一模式。目前，这方面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试点。我国公司债发行已实行“储架”发行，也可作为借鉴。

    从我国新股发行实践来看，超募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发行人的融资决策普遍存在“一次性融资额最大化”的倾向。有时，在融资过程中市场形势已发生变化，原定投资项目不再可行，发行人也不愿放弃融资机会，这就造成资金大量闲置或变更投向。有的上市公司甚至把融资用于委托理财、违规借贷等。而超大型IPO企业，其投资的项目本身就是分批次使用资金的，一次募足必然造成资金闲置，并不可取。何况，大规模一次性融资还会给二级市场带来压力。

    大型IPO实行“储架”发行，根据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次融资，可最大限度地督促发行人增强敬畏之心，精心对待募投项目，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认真改进工作，提高工作质量。并且，每一次发行审核都与前一次募资使用情况相挂钩，便于投资者和公众监督。在此机制下，发行人为了达到融资目的而进行选择性的信息披露，变得难上加难。发行人会更在意其持续再融资的长期利益，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规避信息披露中的不理智行为。这就可以有效解决过度融资问题，杜绝超募问题。

    在“储架”发行机制下，分次发行减小了单次融资规模，还可以提高交易效率，缩短市场反应时间，有利于缓解巨量融资对二级市场的冲击。

    从监管角度看，如果发现上市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监管部门可依法惩戒，甚至可以暂停其后续发行；而不是让上市公司“一次融个够”，待发现其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时再被动追责。这相当于节约了监管成本。

    在6月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2023）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发表演讲，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科技创新、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传递出诸多积极信号。

    易纲行长聚焦绿色金融发展和国际合作，深入阐释了实现30/60目标的难点，划定了绿色金融重点要抓的工作。他介绍，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均居全球前列。笔者认为，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变革，将深刻改变全球产业格局，带来巨大市场机会。这需要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中国已在绿色金融的标准制定、信息披露、资本汇集等方面初步建立了基础，将在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生态培育上不断取得进展，为投资者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李云泽局长强调，“加大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金融支持，促进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大宗消费”“增加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金融供给，有力支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说明，新组建的金融监管总局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金融监管归根结底是为了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完善监管措施、扫除监管死角，防范市场风险，要立足实体企业规范发展、重点产业和领域加快发展。越是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提速的阶段，越需要高效和稳定的投融资支持。有效的金融监管要着力塑造依法竞争的市场化主体，引导它们按照市场需求开展投融资活动，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获得合理利润，规避风险，实现自身发展。

    易会满主席强调，要发挥资本市场优势，促进创新资本形成，赋能科技成果转化，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针对近期市场波动，他表示将加强监测监管，同时要求行业机构提升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还要促进投融资动态平衡。这些表述既反映了资本市场保持发展定力、增强稳定性和韧性的客观要求，也传递出管理层推动市场稳定发展的信心。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差异化的服务格局，但长期资本仍然不足，市场稳定性、独立定价能力不足，这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还有不小差距。要继续鼓励优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通过兼并重组发挥产业引领作用；继续鼓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开展业态、模式创新，帮助他们扩大资本积累，壮大综合实力，更好发挥服务实体企业和投资者的功能；继续加强投资者约束、保护投资者权益，形成投融资双方良性互动机制。

    通过陆家嘴论坛，金融管理高层对一系列热点问题予以阐释，解疑释惑，对于进一步做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风险防范，推动消费和投资双增长，稳步扩大开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笔者认为，金融发展和监管的目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和增进人民福祉，陆家嘴论坛可以说是一个加油站，通过阐释政策、畅谈发展、谋划策略，增进各方面共识，助推经济和金融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攻坚克难、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