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在支持企业上市方面动作频频，纷纷制定“小目标”。在9月28日举行的“2020湖北·高质量发展资本大会”，武汉市提出实施上市公司倍增计划，深挖企业资源，实行梯队培育，做到每年“储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

    而在几天之前，河南省鹤壁市推出了“千鹤展翅”行动计划。再早些时候，北京市启动实施了企业上市“钻石工程”行动计划，湖南省提出了实施企业上市“破零倍增”计划，广州市推出了“领头羊”行动计划。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扩大直接融资，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地方上市公司的数量与质量将直接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因此，大力推动地方企业上市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欢则表示，一个地区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能够反映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这些规划和行动，其目的都是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机会，壮大、发展本地经济。“要打造上市强企，引领企业步入上市‘快车道’，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当下各地政府对此都非常重视，推出各种计划扶持企业上市。”赵欢说。

    对于企业上市数量，各地也给出了“小目标”：黑龙江省“紫丁香计划”提出，每年努力实现10家左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科创板、创业板首发或借壳上市。广州市提出，到2022年，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240家，上市公司质量和综合实力整体提高。鹤壁市提出，经过5年努力，到2025年底，力争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达到3家-5家；至少新增3家企业在省证监局辅导备案；新增20家-30家企业列入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挂牌企业达200家以上。

    不光有数量，更要有质量。通过梳理，记者注意到，新兴产业领域是各地发力的一个重点。

    以北京市“钻石工程”行动计划为例，“钻石工程”主要聚焦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代表“高精尖”经济结构、彰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实力的上市公司群体。而广州“领头羊”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争取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的高新技术企业和IAB、NEM、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5G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增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30%。

    胡晓辉表示，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补齐科技短板成为共识。面向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将是下一个争夺制高点。新基建领域是重要基石，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主要方向，也是资本市场支持的主要方向。“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上市，鼓励企业发展新产业新技术，也是在抢占制高点。”胡晓辉表示。但他同时提出，地方政府要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大力培育符合产业结构的新经济、新动能企业；企业要在提高自身规范运作水平上下足功夫，扎实做好经营。

    各地在支持企业上市方面动作频频，纷纷制定“小目标”。在9月28日举行的“2020湖北·高质量发展资本大会”，武汉市提出实施上市公司倍增计划，深挖企业资源，实行梯队培育，做到每年“储备一批、培育一批、辅导一批、申报一批、上市一批”。

    而在几天之前，河南省鹤壁市推出了“千鹤展翅”行动计划。再早些时候，北京市启动实施了企业上市“钻石工程”行动计划，湖南省提出了实施企业上市“破零倍增”计划，广州市推出了“领头羊”行动计划。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注册制改革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扩大直接融资，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共识。地方上市公司的数量与质量将直接影响地方的经济发展，因此，大力推动地方企业上市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的多少，能够反映出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依靠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这些规划和行动，其目的都是加大力度支持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机会，壮大、发展本地经济。

    “要打造上市强企，引领企业步入上市‘快车道’，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当下各地政府对此都非常重视，推出各种计划扶持企业上市。”赵欢说。

    对于企业上市数量，各地也给出了“小目标”：黑龙江省“紫丁香计划”提出，每年努力实现10家左右企业在主板（中小板）、科创板、创业板首发或借壳上市。广州市提出，到2022年，全市累计境内外上市公司达240家，上市公司质量和综合实力整体提高。鹤壁市提出，经过5年努力，到2025年底，力争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达到3家-5家；至少新增3家企业在省证监局辅导备案；新增20家-30家企业列入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库；挂牌企业达200家以上。

    不光有数量，更要有质量。通过梳理，记者注意到，新兴产业领域是各地发力的一个重点。

    以北京市“钻石工程”行动计划为例，“钻石工程”主要聚焦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代表“高精尖”经济结构、彰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实力的上市公司群体。

    而广州“领头羊”行动计划提出，到2022年，争取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的高新技术企业和IAB、NEM、超高清视频、集成电路、5G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增上市公司的比重超过30%。

    胡晓辉表示，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补齐科技短板成为共识。面向未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将是下一个争夺制高点。新基建领域是重要基石，是地方政府政策支持的主要方向，也是资本市场支持的主要方向。

    支持企业上市，各地政府更是拿出真金白银予以支持。比如，鹤壁市提出，对沪深交易所首发上市企业奖励500万元；对在境外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一次性奖励200万元；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一次性奖励100万元；经县区金融工作部门备案批准，并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交易板、展示板挂牌的企业，分别一次性奖励30万元、3万元。

    “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上市，鼓励企业发展新产业新技术，也是在抢占制高点。”胡晓辉表示。但他同时提出，地方政府要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大力培育符合产业结构的新经济、新动能企业；企业要在提高自身规范运作水平上下足功夫，扎实做好经营。

（编辑 沈明）

    9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及全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提出，要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在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提高国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笔者认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全面启动，意味着其驶入了“新赛道”。而在这过程中，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实现强强联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并购重组是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南北车到宝武，再到南北船的合并，这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而大型国企间的适当兼并重组，不仅可以加快低效无效资产的处置步伐，实现国有资本布局结构的优化调整，还可以有效提升行业集中度，集中资源进行研发，解决重复投资、低水平同质化竞争问题，实现企业做优做强。

    值得关注的是，9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中提及：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

    在笔者看来，此前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兼并重组，主要针对的都是大型国企，如今强调国企民企要相互配合，有助于加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携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这也与会议提出的“国有企业要对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发挥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相呼应。

    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有助于国企加快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我们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国企改革方案中，都有明确提出证券化目标或举措。比如，深圳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在资产证券化方面，提出实施“上市公司+”战略，并给出了具体的数量，包括到2022年，每家市国资委直管企业原则上控股1家以上上市公司等。

    笔者认为，企业上市之后，就变为一家公众公司，对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运营、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企通过发行股票完成混改和实现资产证券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让公司更加透明，运行更加规范。特别是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入，一些上市公司更需要利用资本市场来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在这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为企业定制服务对接方案，利用多样化的工具助力国企改革。

    一言以蔽之：国企改革驶入“新赛道”，资本市场助力正当时。

    从今年4月7日国务院金融委第二十五次会议提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算起，已有近半年时间。在此期间，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融资方面，创业板注册制实施，再融资松绑力度加大；并购重组回暖，活跃度稳步提升。此外，监管层推出一系列举措，引导长期资金入市，提升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参与度。

    业界认为，融资、并购重组、交易，构成了“提升市场活跃度”的“铁三角”。随着相关举措的相继落地，以及后续更多的举措推出，会持续发力并释放活力，市场活跃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提供便利

    9月28日，证监会发审委将审核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的首发申请；同一天，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将审议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将审议深圳秋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的首发申请。

    而据记者统计，接下去9月份的最后3个工作日里，将有21家公司的首发申请接受审核或审议。其中，上交所主板2家，上交所科创板10家，深交所中小板1家，深交所创业板8家。

    日前，德勤中国全国上市业务组发布的《中国内地及香港IPO市场2020年第三季度回顾与前景展望》报告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仍旧表现强劲。德勤中国预计，截至2020年9月底，中国内地将有293只新股上市，融资3550亿元人民币，与2019年前三季度127只新股、1401亿元融资额相比，新股发行数量同比增长131%，融资额增长153%。

    德勤中国全国A股市场华南区合伙人黄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0年A股IPO融资额将超越2010年4882.63亿元的纪录，创历史新高。

    再融资方面同样值得期待。9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等制度。两天之后，就有相关的举措推出：9月25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分类审核实施方案》，明确在审核主板（中小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核准申请时，对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评价中，最近连续两个考评期评价结果为A的上市公司采取快速审核。

    这一调整，是为了便利上市公司再融资，更大力度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对符合标准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有条件地减少审核环节，试行差异化的分类审核制度安排，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分类审核，其中“最近两个信息披露工作考评期评价结果为A的予以快速审核”是核心，也是继续强化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下增加上市公司透明度的重要举措，是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继续完善的标志。

    “分类审批将减少审批环节，加快审批速度，有助于支持优质上市公司做大做强。”胡晓辉说，同时，打击信披违规，对信息欺诈、经营违规行为坚决亮红灯，对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支持企业发展十分有效，对推动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一调整，一方面突出了审核优化改进的效率；另一方面也是从优胜劣汰的机制角度，对一些经营管理及信誉好的企业进行鼓励，方便其更快捷的融资发展。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9月25日，A股累计384家企业再融资规模8090.4亿元（以增发、配股、优先股、可转债四个数据统计）。

    并购重组回暖释放市场活力

    9月25日，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并购重组申请，获无条件通过。

    这是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今年召开的第44次会议。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以来，并购重组委已经审核了64家公司的65次并购重组申请，其中，获得通过的有53次，未获得通过的12次。

    并购重组是支持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据《证券日报》记者观察，进入9月份以来，并购重组再度活跃起来。截止到9月25日，有117份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中包含“并购重组”，而8月份只有60份，7月份为58份。

    业界认为，并购重组回暖，一方面源于市场回暖，另一方面是因为监管层持续深化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连续推出一系列市场化政策安排，并购重组市场活跃度稳步提升。

    为全面落实新《证券法》等上位规定，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监管透明度，明确市场主体预期，释放并购重组市场活力，日前，证监会将涉及上市公司日常监管及并购重组审核的监管问答进行清理、整合。

    9月11日，上交所发布公告称，为支持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提质增效，对交易所并购重组相关业务指引、业务指南和流程进行了清理整合和优化完善，《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重大资产重组》重新对外发布，并相应废止8项规则。

    深交所方面，自6月30日起，深交所正式启动接收创业板注册制下并购重组的新申报，以此激发创业板存量企业的经营活力。记者从深交所官网了解到，截至9月27日截稿，目前共有1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提交了相关材料。

    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郑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自2019年开始，国内产业升级转型进程加快，2020年初虽然疫情推迟了产业升级的节奏，但随着疫后经济修复，转型升级的进程又重新回档。

    “金融供给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给了全市场更多活力；以《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为基础，国企改革推进速度加快。”郑虹说，同样，以双循环发展为动力，各行业产业资本做大做强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尤其是硬核科技型产业，受到多方关注，并且行业确定性较强，因此，行业内并购速度加快，并购是企业成长的主要形式，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一种捷径。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将其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是因为创业板注册制的推行，新政简化了一些条件，加大了并购重组市场的活跃度，提升企业积极上市的速度节奏；二是如科技创新等一些重点行业在市场上有非常高的关注度，投资者的信心在恢复增强。

    对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部门一方面持支持的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忽悠式并购重组、逃废业绩承诺等乱象的监管，依然保持高压态势。上交所表态称，已提出了“精准监管和柔性服务”理念，既要积极支持实体类、产业类并购，也要守住底线，对乱象实施精准监管，持续改善并购重组市场环境，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引导资金入场提升参与度

    9月25日两市低开低走，全天成交量仅5691亿元，量能大幅萎缩，成交量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地量。如果往前看，进入7月份以后，沪深两市日成交金额多次超万亿元。

    对于最近成交量的萎缩，业界给出最多的解释是“节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郑虹表示，“双节”前市场处于风格切换过程中，一方面市场寻找热点，另一方面资金寻找合力。因此，当市场没有明确领涨热点，或者说没有持续性热点的情况下，跟风资金相对不活跃。再加上双节即将到来，各路资金无力恋战，以及长假期间可能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投资者节前相对谨慎。

    尽管如此，但从前期情况来看，投资者的参与热情仍不低。这从新增投资者数量的增长中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结算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沪深两市新增投资者数量较2019年年末新增799.08万户。而从下半年的情况来看，7月份和8月份和的新增投资者数量分别是242万和179万。其中，7月份新增投资者数量不仅超过今年3月份，成为今年来的最高纪录，也是近五年来（2015年7月至2020年7月）的最高纪录。

    另一个能反映股市活跃度的数据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前8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1427亿元，同比增长48.6%。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加和A股逐渐走出低迷，与沪深两市成交量不断扩大密切相关。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增长，说明股市交投活跃，资金进场明显，参与度大幅提升。这与一系列的改革密不可分，比如，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大力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等。同时，监管部门推出一系列举措，引导增量资金入场，以达到提升股市整体流动性水平和交易活跃度功效。

    值得关注的是，9月25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管理办法》，其中包括将QFII、RQFII资格和制度规则合二为一，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申请文件，缩短审批时限，实施行政许可简易程序；取消委托中介机构数量限制，优化备案事项管理，减少数据报送要求。

    瑞银中国全球金融市场部主管房东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举将带动更多中长期资金，包括对冲基金、另类投资基金等直接地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提升A股市场的机构化及国际化，促进境内市场与国际接轨，带动内地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他同时表示，结合投资额度的完全放开，新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主要瓶颈，将极大激发其投资中国市场的兴趣，同时丰富了国内市场金融及对冲工具的参与者，将带动大量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度。

（编辑 张伟 才山丹）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丰收，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大的期盼。农民是丰收的主角，他们扎根于广袤的乡村，为建设美好乡村奉献着自己的点滴力量。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两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阶段性谋划，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落地。

    那么，资本市场在乡村振兴方面能做点什么？

    首先，是支持相关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来源。

    具体看，包括通过首发上市、新三板挂牌、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通过这些方式，助力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加快转型升级，增强竞争力。

    这方面，我们看到，此前央行、证监会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大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等上市和挂牌融资，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

    具体到证监会层面，在门槛不降低的前提下，对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企业IPO、新三板挂牌、公司债发行、并购重组等开辟的“绿色通道”，对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支持其产业发展，可以从根本上实现产业兴旺等问题。

    如今，“三农”领域的直接融资规模不断加大。同时，相关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有效整合其上下游产业链，推动了农业龙头企业的做强、做大、做优。

    其次，是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功能，助推乡村振兴。

    笔者认为，期货市场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我们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上“涉农”品种日益丰富，小麦、大豆、玉米、棉花、苹果、红枣、天然橡胶……同时，已经逐步形成一套与国情相适应并独具特色的规则制度体系、产品工具体系、业务运行体系、技术支持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市场服务体系，在服务“三农”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此外，期货价格信息还能向各方传递未来供求预期信息，防止“谷贱伤农”“蒜你狠”等情形发生。

    这就不得不提“保险+期货”这一模式：2015年，中国证监会指导大连商品交易所在玉米期货上首创了“保险+期货”模式，并稳步扩大试点品种和范围。这一模式，体现了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三农”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保障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总之，助力乡村振兴，资本市场可多角度、多层面发挥作用，是大有可为。

（编辑 上官梦露）

    “2020年上半年，私募及创投（PE/VC）对科技、媒体及通信（TMT）行业的投资经历了先下降后回升的过程，投资数量和金额均为三年来新低。”普华永道9月25日最新发布的报告称。

    具体看，2020年上半年TMT行业的投资数量仅有1187起，较2019年下半年环比下降34%，同比下降28%；根据已披露投资金额的投资项目，投资金额共计139.67亿美元，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明星项目稀缺，单笔过亿美元投资数量只有25起。

    对此，普华永道全球TMT行业主管合伙人周伟然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0年上半年TMT行业的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跟随市场大环境，双双跌至三年最低。虽然二季度有所回暖，但市场观望态度明显。国家对于TMT行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对于资本市场改革政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新冠疫情对整体宏观经济的长远影响程度，将对2020年二季度的复苏趋势是否能够在下半年延续产生重大影响。

    2020年上半年TMT四大子行业中，科技行业得益于近年来国家政策对科技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在获得最多投资数量的同时，投资金额也超过了往年稳居榜首的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行业，实现了投资数量及金额双高的走势。

    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科技行业的投资数量共计760起，投资总额79.19亿美元；单笔过亿美元的投资数量有14起，金额占TMT行业投资总额50%。

    至于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行业，其投资数量及总额则创三年新低，投资数量共380起，投资总额47.92亿美元，较2019年下半年环比跌幅分别为33%及56%；通信行业投资数量共计19起，投资总额上升至10.85亿美元；受电影及制片娱乐节目无法开展、广告业务需求量下降、体育比赛和文化活动被取消等因素影响，传统传媒行业收入大幅下降，投资数量28起，投资总额172万美元，环比分别大跌71%及52%。

    尽管如此，但在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审计业务合伙人杨桢看来，随着疫情缓和，2020上半年政府首次提出建设数据中心目标，再加上新基建各项政策的深化，一大批资本进入5G基建、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

    “这些领域将会是一段时期的投资热点。”杨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新基建、数据中心等概念的提出及相关政策的配套实施，加上科创板的繁荣发展、创业板注册制的落地，未来TMT行业中科技、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和通信行业的表现值得期待。

    从投资阶段分布来看，在整体经济风险增高的环境下，投资人的避险情绪以及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促使资本更多地青睐已经显现出增长趋势的扩张期阶段的投资项目。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扩张期的投资数量和金额双高，分别占投资总体的45%和53%，投资数量共计535起，取代了初创期过往三年占据第一的位置，投资总额74.32亿美元，共出现13笔过亿美元投资，拉动整个阶段的总体投资。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上半年整体退出市场遇冷，退出数量大幅下滑至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共计发生107起，较2019年下半年环比下降64%。退出类型上，股权转让仍然是投资退出的首要选择，共计41起，环比下降11%，占比为38%。

    得益于国内科创板的持续发展、创业板发行注册制改革、中概股回归等多种资本市场改革措施推出，IPO数量共计38起，虽环比下降42%，但占比大幅上升至36%，几乎与股权转让持平。其中，选择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数量占比稳步上升，占据IPO退出的74%。

    “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了一定冲击，私募投资市场的活跃度受到抑制，但随着国家各项鼓励政策陆续出台，防疫抗疫、复工复产、完善资本市场、优化营商环境、鼓励科技创新及5G建设成为了2020年的关键词。”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审计业务合伙人刘雨鸥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以预见的是，国家各项扶持政策的持续实施，将为私募股权市场添加持续回暖的动力，而私募投资项目也将有机会为国家的新基建战略贡献力量。

（编辑 沈明）

    9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而在两天之前，证监会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指出，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健全防范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制度机制。

    对此，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化解股权质押风险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降低企业杠杆率等，最终推动问题有序解决。

    股权质押，属于一种权利质押，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议约定，出质人以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物，当债务人到期不能如约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份折价受偿，或将该股份出售并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股票质押业务始于2014年，在2015年-2017年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于办理手续便捷，券商风控容忍度较高，2018年平仓风险逐步出现，尤其是出现暴跌的时候，放大了股市的波动。

    不过，目前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相比高峰期已经有明显收缩，尤其是头部券商对股权质押业务的依赖度并不高。股权质押业务的“爆雷”点逐步被排除，股权质押市场的整体风险趋于缓和。

    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9月23日，我国A股市场质押股数5146.17亿股，市场质押市值为47409.58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6.77%。

    而此前，A股市场股权质押市值一度超过6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10%以上。

    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收缩，究其原因，胡晓辉认为，一方面是券商严控新增，降低上市公司质押比例，严控亏损企业、问题企业、高估值企业、流动性较低的企业质押业务及规模；另一方面，各地纾困资金缓解上市公司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胡晓辉进一步介绍称，进入2020年，券商对股票质押的认识更加深入，减量提质趋势十分明显。同时，券商积极打造全业务链条的专业化流程，在客户准入、授信定价、贷后管理和风险追偿四大阶段实现全流程专业管控。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选择通过质押股权融入资金的企业往往属于中小型企业，因为企业处于成长阶段，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大，股权质押的方式能够更快捷便利地获得资金。但当整体市场表现较差、出现连续下跌至平仓线时，一些质押率较高的企业无法及时补仓或还钱，就会面临“爆仓”风险。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教授韩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进行股票质押的企业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上市企业大股东在前两年减持规定趋紧的情况下，将股票质押当作股权退出的方式。开展质押业务的主要是券商，导致券商手中持有大量股票，积累了市场风险。

    如何稳妥解决股权质押风险问题？韩乾认为，“要限制增量，消化存量。”他表示，目前科创板不允许股票质押，注册制下的创业板新股也不允许；对于存量股票，券商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风控标准也有相应提高。“这些措施有效防范了股票质押风险。”此外，韩乾表示，可以进一步优化减持制度，为企业大股东正常退出提供渠道。

    陈雳提出，要从两方面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一方面，企业选择股权质押时，银行要仔细评估企业经营现状，找到合适的质押比例，控制整体风险；另一方面，对于股东恶性质押、转移资产、非经营性套现的行为，要及时预警处理。

    陈雳同时表示，要推动产融结合，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让中小企业除了股权质押以外，还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实现企业高速、健康的发展。

    “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根本之道，在于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经营的杠杆率，这也是前期各地政府在开展上市公司纾困工作中的基本思路。”浙江省并购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龚小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目前要有效化解股权质押风险，可以采取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主，具体包括债务置换、资产处置、资产变现等。通过有效降低大股东的杠杆率，来化解风险。

    “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将促使上市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经营策略，避免因为杠杆率过高，导致企业陷入发展困境。”龚小林表示。

    9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而在两天之前，证监会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指出，坚持突出重点、标本兼治，健全防范化解股票质押、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制度机制。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化解股权质押风险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包括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降低企业杠杆率等，最终推动问题有序解决。

    股权质押，属于一种权利质押，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议约定，出质人以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物，当债务人到期不能如约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就股份折价受偿，或将该股份出售并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

    联储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胡晓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股票质押业务始于2014年，在2015年-2017年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由于办理手续便捷，券商风控容忍度较高，2018年平仓风险逐步出现，尤其是出现暴跌的时候，放大了股市的波动。

    不过，目前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相比高峰期已经有明显收缩，尤其是头部券商对股权质押业务的依赖度并不高。股权质押业务的“爆雷”点逐步被排除，股权质押市场的整体风险趋于缓和。

    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9月23日，我国A股市场质押股数5146.17亿股，市场质押市值为47409.58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6.77%。

    而此前，A股市场股权质押市值一度超过6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10%以上。

    股权质押市场整体规模收缩，究其原因，胡晓辉认为，一方面是券商严控新增，降低上市公司质押比例，严控亏损企业、问题企业、高估值企业、流动性较低的企业质押业务及规模，另一方面各地的纾困资金缓解上市公司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他进一步介绍，进入2020年，券商对股票质押的认识更加深入，减量提质趋势十分明显。同时，券商积极打造全业务链条的专业化流程，在客户准入、授信定价、贷后管理和风险追偿四大阶段实现全流程专业管控。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选择通过质押股权融入资金的企业往往属于中小型企业，因为企业属于成长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大，股权质押的方式能够更快捷便利获得资金，但当整体市场表现较差，出现连续下跌至平仓线时，一些质押率较高的企业无法及时补仓或者还钱，就会面临爆仓的风险，使投资者承担损失。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经济学院教授韩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进行股票质押的企业质量良莠不齐，部分上市企业大股东在前两年减持规定趋紧的情况下，将股票质押当作股权退出的方式。开展质押业务的主要是券商，导致券商手中持有大量的股票，积累了市场风险。

    如何稳妥解决股权质押风险问题？韩乾认为“要限制增量、消化存量。”他表示，目前科创板不允许股票质押，注册制下的创业板新股也不允许，对于存量股票券商开展股票质押业务的风控标准也有相应提高，“这些措施有效防范了股票质押风险。”

    此外，韩乾表示，可以进一步优化减持制度，为企业大股东正常退出提供渠道。

    陈雳提出，要稳妥解决股票的质押风险，一方面企业选择股权质押时，机构要仔细评估企业经营现状，要找到合适的质押比例，控制整体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预警处理股东恶性质押、转移资产非经营性套现的行为。

    他同时表示，要推动产融结合，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让中小企业除了股权质押以外，还有多种渠道可以获得资金支持，实现企业高速、健康发展。

    “股票质押风险根本性化解之道在于有效地降低企业杠杆经营的杠杆率，这也是前期各地政府在开展上市公司纾困工作中的基本思路。”浙江省并购联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龚小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因此，目前要有效化解股权质押风险，可以采取的主要手段仍然是以降低企业杠杆率为主，具体包括债务置换、资产处置、资产变现等。通过有效降低大股东的杠杆率来化解风险。

    “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这将促使上市公司采取更加稳健地经营策略，避免因为高杠杆率导致企业发展陷入困境。”龚小林说。

（编辑 才山丹）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截至9月23日，证监会公布的46份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有18份涉及内幕交易，占比高达39.1%。如果加上地方证监局开出的罚单，今年以来因为内幕交易被罚的比例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三成。

    内幕交易一直以来都是证券监管部门打击的重点之一。为贯彻落实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证券法》，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送行为，加强内幕交易综合防控，证监会日前就《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通过梳理，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内幕交易案中，上市公司高管往往在“不经意间”成了内幕信息的泄露者。如有一起内幕交易案，当事人与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多年的老朋友，关系密切，两人经常通过见面聚会、电话及微信语音等方式联络、接触。并且，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两人多次联系，通话联系时间与交易股票的时点高度吻合。

    记者了解到，认定此类内幕交易，监管部门从利益关联程度、时间吻合程度和交易背离程度等方面，除使用常规手段开展案件调查外，还与交易所等单位协同配合，积极借助交易所大数据手段判断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

    还有上市公司高管在知悉内幕信息之后买卖股票被罚。比如，有一位当事人当时为一家上市公司副总裁兼董秘，其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使用相关证券账户买入公司股票，内幕信息公开后卖出。最终，被中国证监会处以“没一罚三”的处罚。

    鉴于此，为压实上市公司防控内幕交易的主体责任，正在征求意见的《关于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规定，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等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签署书面确认意见；要求上市公司根据重大事项的变化及时补充报送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幕交易在证券违法违规案件中发案率一直不低，而且不少案件涉及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因此，提高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内幕信息管控能力十分必要。

    虽然监管部门对内幕交易行为长期以来都是严厉打击，综合防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业界普遍认为与违法成本较低有一定关系，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得很多人宁愿“飞蛾扑火”。

    不过，新证券法大幅提高了处罚力度：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违反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以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尽管如此，内幕交易防控任务依然艰巨。落实好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怎么做？业界认为，要突出源头管理，有针对性地强化有效管控。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关键还是要落实主体责任，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范围和内容作出严格的限定和备案。同时，加大案例警示性教育，清晰地列明哪类信息属于保密范围。而对于重大、故意违法的行为，要加大处罚力度。

    “对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要加强源头管理。”赵欢说，一方面，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要‘管住嘴’，时刻紧绷‘保密’这根弦，避免不经意间将内幕信息泄露出去；另一方面，要做到洁身自好，不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内幕交易。

    上海小郁资产总经理左剑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治理内幕交易行为，一方面要重拳出击，另一方面更要精准打击，要将红线设置在底线范畴，起到预防和震慑作用。

（编辑 才山丹）

    日前，国务院发文决定取消29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4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层级。其中，取消的一项内容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账户、资金汇出审批及外汇登记证核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取消了核发许可，但外汇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优化宏观审慎管理，探索完善价格型宏观审慎管理手段，逆周期调控相关资金跨境流动”等三方面措施加强监管。业界认为，沪港通和深港通开通以后，外资流进流出A股的通道已经完全打通。此次提出三方面监管措施，相当于给QFII设置了导流带，资金的进出可以更加有序、高效。

    于2002年实施的QFII制度，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提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数据，自2003年5月23日瑞士银行和野村证券株式会社批准获得QFII资格以来，截至2020年8月底，QFII数量共有322家。

    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在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需要外资的参与，为我所用，让外资分享我国经济增长收益，但也要防范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冲击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规范合理引导。本次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账户、资金汇出审批及外汇登记证核发，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QFII参与我国资本市场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推出加强监管的三方面措施，形成“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达到为我所用的同时力图实现风险最小化，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境外资金的投放使用。

    “上述措施表明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有序的开放，用市场化和法制化手段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无缝接轨全球市场。”伍超明说。

    华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首席策略分析师庞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举有利于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利于境外投资者便捷地进行市场化的、理性的、长期的投资规划、投资决策与投资部署，有利于境外资金在符合我国战略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助力我国经济发展、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

    他同时表示，强调优化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外汇登记和监管、加强多部门协同市场监测和管理等监管措施，可以在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刻，推动和深化监管体制与监管方式改革，在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度，逐步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能力和中国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治理的能力。

    对于QFII投资额度问题，记者注意到，自这一制度推出以来，前后经历了5次额度的扩容和两次监管的放松。在2005年、2007年、2012年、2013年和201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其总额度分别提升至100亿美元、300亿美元、800亿美元、15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

    去年9月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文称，决定取消QFII投资额度限制，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

    今年5月份，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具体包括落实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对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

    业界普遍认为，这些都为QFII在A股市场投资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素有长期投资风向标之称的QFII，已经成为A股市场的一股重要投资力量，其一举一动备受市场关注。根据上市公司2020年半年报统计，上半年QFII出现在超过310只股票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上。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赵欢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一系列举措相继推出，QFII等外资机构投资A股会更加便利。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在A股市场的投资会日益增多，为A股市场带来更多活力。

（编辑 才山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