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唱空股市 谁在挤压中国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应当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不过，西方部分学者、政客和媒体凭借舆论体系优势，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模式刻意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值得重视。

　　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框架，西方国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奇迹时，也就自然地留有这种认识差异的烙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中国本土媒体上的个别专家学者也与这些国外同行一唱一和，似有默契。

　　可以预见，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博弈，西方政客和学者唱空中国、挤压中国的舆论也还将持续。对于这一局面，我们既要有良好的心态适应，也要有适当的措施应对。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来自西方学界政界和媒体唱空中国经济的声浪就延绵不绝。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包括批评的声音，既可以提升治国理政的水平，又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更好地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谋合作求发展。这也体现了虚心使人进步，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大国胸怀。

　　不过，当今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也有其复杂的一面，各经济体在加强相互合作、相互协调的同时，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其实并没有消亡。与经济博弈相关联的是，国际舆论的竞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总体上，国际舆论竞争的态势是“西强我弱”，并且这一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西方部分学者、政客和媒体凭借舆论体系优势，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体制模式刻意扭曲解读甚至恶意攻击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他们也试图加大对中国本土舆论体系的影响。

　　对于原本发端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唱空中国的声音，被中国少数媒体放大传播；一些盲目崇拜西方经济模式的所谓学者活跃在中国个别媒体上，不时批评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某个步骤不合西方的节拍。

　　对这种现象应该进行分析。中国人要想办好自己的事情，发挥好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应有的作用，就要做到两面兼顾：一面是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注意从批评中获得教益，改善和提高自我；另一面则是辨别国际舆论中的友好和不友好甚至是破坏性的因素，采取必要的回应措施。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主流媒体应当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保持与国际舆论的亲和力，又要坚定自己的立场，坚持为中国利益服务。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有责任对外部误读进行澄清和回击，将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的真实情况、中国民间的真实声音传递给世界。

　　一、由来已久的

　　“唱空”中国

　　在中国创造30余年经济高增长奇迹的进程之中，对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国文化体制和传统、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质疑一直没有间断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发挥自己独特的体制优势，率先恢复经济稳定增长，更是令西方社会亦喜亦忧。他们对不仅不拖累反而可以救助全球经济的中国经济奇迹表示肯定，但同时，一些西方政客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充满疑惑，有的怀有敌意。

　　事实上，西方国家一直想弄清中国的发展动力和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机制。近年来，西方媒体刊发有关中国经济的报道已是常态。但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框架，西方国家在分析中国经济奇迹时，也就自然地留有这种认识差异的烙印。我们认为，因价值观差异造成的困惑可以理解，怀疑、争论也属于正常，但出于加强交流合作的初衷，对于“误读”也需要正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唱空”中国经济的典型论调包括“中国威胁论”、“经济崩溃论”、“不可持续论”、“不负责任论”等。“中国威胁论”从新中国建国初时的以炒作军事威胁为主逐步转变为以炒作经济威胁为主，其中掺杂着技术窃密、资源争夺、产品倾销等等指责。“经济崩溃论”、“不可持续论”、“不负责任论”等则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和升级版本。

　　这些论调的支持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高投资、高资源消耗、低产出为特征的，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中国的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外需、投资储蓄失衡、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国有资本过度控制市场资源；资本市场不规范，投机盛行。西方政客和学者借此认为，中国经济是泡沫经济、失衡经济、不可持续的经济；中国资本市场是不规范市场、泡沫市场、高度投机的市场。

　　2010年，一场唱空中国经济的大合唱再度上演。华尔街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查诺斯散布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是由大量投机资本支撑起来的，中国的情况比“迪拜糟糕1000倍，甚至更严重”。他指称中国超过8%的经济增长“是伪造”的。香港对冲基金“独立战略”总裁大卫·罗奇则说，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已“站在悬崖边”，“面临着银行大规模放贷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击”。国际投资分析师麦嘉华则在8月份通过美国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一番有关中国经济崩溃的论调：“泡沫化的信号全都出现了，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都将放缓，甚至是在未来9-12个月内崩溃。”

　　其实，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高潮时，西方政客和学者对中国政权将会崩溃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有过非常明显的流露，相关媒体多次报道中国经济增长的崩溃如何导致了抗议活动，并预测这些抗议将升级，并把政府推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活跃在中国本土媒体上的个别专家学者也与这些国外同行一唱一和，似有默契。号称“独立经济学家”、身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的谢国忠即是一例。每当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个话题被国际上炒作的时候，谢国忠先生就会积极发表“高见”，且往往使用极端词汇。他最近的主要业绩是把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说得尽量大。如10月22日，谢国忠在接受一家网络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程度非常高，房地产泡沫非常大”；“目前经济泡沫还是悬在空中，是否能实现软着陆是个问题”。9月29日，谢国忠也说，“为防止通胀失控，有必要升息至高于通胀的水平，即让实际利率为正。未来几年，当货币存量催生通胀时，要维持稳定，这是唯一办法。否则，一旦外部货币环境突然变化，中国将可能硬着陆”。

　　这些说法对于谢国忠先生来说，算是比较“克制”的。事实上，直到2009年4月间，他还时常说一些诸如“这种熊市中的反弹在接下来两年中还会出现很多次，而这会伤及那些此前躲过下跌行情的投资者”、“现在的股票市场已经变成现金碎纸机”等惊人之语。谢国忠先生自1997年以来长期唱空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这早已成为样本。2008年5月5日谢国忠发表主题为“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的文章；12月11日，谢国忠的“或许600点到800点是A股的真正底部”的预测又出笼了。

　　除了股市，谢国忠也热衷预测楼市。但有业界人士指出，他评判楼市似乎并不单纯：早在2005年，当上海的房价刚达到单价万元时，谢国忠曾提出过房价泡沫，并预测上海房价将会跌去一半，事实上后来的走势不仅没有跌去一半，而且还上涨了好几倍。而就在谢国忠抛出“泡沫论”的同时，其所供职的摩根斯丹利却大举进军中国房地产，几年后赚得盆满钵满后套现走人。

　　针对谢国忠唱空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言行，证券日报曾于2009年1月13日发表《美国公民谢国忠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见《证券日报》2009年1月13日第一版）。该评论引起舆论热议，也还原了一些唱空言论的背后逻辑，粉碎了戴在某些人士头上的“独立经济学家”光环。

　　二、“唱空”变调

　　成“挤压”

　　在中国经济实力日渐强盛之后，国际上唱空中国经济的声浪正逐步演变为“挤压”声浪。

　　就这一轮金融危机期间来说，部分经济学家和基金公司分析师成为唱空主角。这与华尔街一些人专门选择做空与中国有关的股票和债券有关。散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一方面是为了解释其投资策略，一方面也是希望制造相关舆论，使中国经济受到打压，以从中牟利。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责任论”被一些政客频频运用。前不久，还有人试图渲染“G2主导世界经济论”即“中美共治论”，企图让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责任论”的一个分支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先是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5月24日在上海一项活动上发表演讲称，美国企业担心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进程出现倒退，而且美国企业对此的担忧达到了10年来最严重的程度。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助理部长桑德斯5月20日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外资企业进行中外合资和技术转让等，这对美国航空业进入中国市场构成了障碍。今年3月中下旬，中国美国商会还公布一项调查，煞有介事地称“不被欢迎参与中国市场并进行竞争”的企业数额增加到受访企业的38%。以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为首的西方媒体，抓住这些新闻线索，以“力拓案”“谷歌事件”等为由头，大肆炒作“中国投资环境恶化”。

　　与此相通的是，在铁矿石价格博弈和中国稀土出口问题上，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一些政客、学者以及金融机构分析人士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利益坐标”上，通过各种方式散布舆论，对中国施压，甚至完全不顾事实。

　　自2005年起，中国钢铁企业被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机制所绑架。只要日本新日铁公司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任何一家达成首发定价，中国钢铁企业就要被迫跟随。有报道分析，连续5年痛失“话语权”，令中国钢铁业损失惨重，过去6年中国钢铁商和铁矿石消费者，因价格谈判下铁矿石定价太高，损失高达7000亿元。快速提高的铁矿石价格加重了中国钢铁企业的负担，也加大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

　　但部分外国学者和媒体却强调是中国需求推高了国际铁矿石价格。不过，这一说法很难成立。中国2010年要进口5亿吨左右的铁矿石，占世界海上铁矿石贸易量的一半以上，他国进口一两千万吨铁矿石就决定了中国5亿吨铁矿石的价格，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

　　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近期表示，中国不会盲目地跟进其他国家、地区所确定的价格，同时也不会强调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钢铁企业要执行中国的价格，因为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对于国际炒家而言，他们是不会顾及中国国情的，只要有利于其炒作获利，就会不遗余力地操纵价格。

　　最近爆发的中国稀土“口水战”，则从相反的一面说明了“挤压中国”舆论的霸道气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等政策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的新能源相关产业造成不良影响，已基于《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展开调查；如果情况属实，中方将涉嫌违反WTO协议。日本也指责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涉嫌违反WTO协议。前不久，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堂而皇之地发表了一篇名为《从稀土出口看中国流氓经济》的评论，文中就稀土问题恶毒攻击中国，指责中国是一个不肯遵守游戏规则的流氓经济超强，甚至称中国的稀土政策是“无赖国家”的表现。

　　他国拿铁矿石价格出口挤压中国不算流氓，中国刚刚收紧一点稀土出口就被诬为无赖，这是何其霸道的逻辑。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30%多一点，却长期向全世界供应90%以上的稀土资源，并且是低价出口。这种开发与利用导致大量的环境问题，代价可谓昂贵。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对稀土生产和出口加强管理和控制，核心目的就是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对中国自身发展负责，也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负责。

　　今年7月，美国能源政策分析家马克·亨弗里斯向国会提交的《稀土元素：全球供应链》报告中披露，中国、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的稀土储量分别占世界的36%、13%、19%和5.5%，但中国稀土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97%，其他三国的产量都为零！一些国家将自己的稀土资源“藏”起来，而使用从中国进口的低价稀土。如果中国稀土继续滥采、低价销售下去，将不利于全球稀土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10月26日表示，管控稀土资源是中国的主权权利，也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定，不违反中国的入世承诺。限制重要自然资源的出口也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在这方面指责中国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领导人近日明确表示，有必要对稀土加以管理和控制，但同时要照顾世界的需要，不会把稀土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

　　最近接连上演的逼迫人民币升值“双簧戏”，则是美国近些年频繁使用的攻击中国、给中国施压的国际谋略陷阱。这是美国阴谋家的一着双杀恶棋。一方面，美国带头不断鼓噪人民币升值，目标就是打压中国的产品出口，提升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以减少失业和加快促进经济复苏。另一方面，美国加大印钞发行速度，加速美元贬值迫使中国不停地购入美国国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借出近万亿美元给美国使用。不仅如此，将来美元大规模贬值时，美国政客还会把贬值的成因推给中国。美国成功地运用其经济、货币霸权肆意剥夺发展中国家利益。

　　美国财政部连续在4月15日和10月15日两次推迟发布汇率政策报告，看似一种妥协，但其运用这一手段施压中国、把中国拉进其设置的谈判体系的策略也是昭然若揭。他们准备好了一顶“汇率操纵国”的帽子，不时威胁要给中国戴到头上，其目的就是把汇率争端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本国经济的调节。

　　从今年3月中下旬，130名美国国会议员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他们关注中国经济，当然不是关心中国人的腰包如何，而是关注他们在中国货币政策及金融体制下的潜在利益。

　　除了资源价格、汇率等热点问题，西方也利用中国的劳资关系、外汇储备、制造业、西部地区发展等由头制造话题，刻意制造“误读”，以期达到挤压中国的目的。

　　外国主导的舆论在国内得到呼应，也值得我们充分加以重视。除了纯粹认识上的差异之外，也需警惕和应对利益博弈中的内部因素。

　　今年5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一次会议上针对发达国家在铁矿石价格等生产要素上卡中国脖子的情况指出，我们的对策就是把国内的钢材需求降下来，同时整治“内乱”，严惩铁矿石采购过程中出现的“汉奸”。李毅中的这番话应当引起人们的警醒。我们在倡导和实践和气生财、与人为善、平等合作的同时，也应当打击汉奸行为和汉奸言论。

　　三、既要有适应的心态，

　　也要有应对的措施

　　可以预见的是，尽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的深度拓展，特别是中国倡导的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国际关系思维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更为有利。但同时，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博弈，西方政客和学者唱空中国、挤压中国的舆论也还将持续。对于这一局面，我们既要有良好的心态适应，也要有适当的措施应对。

　　首先要客观看待我们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夸大也不缩小，不扭曲也不马虎。第二，要不卑不亢，积极应对。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10月25日在《中国文化更有包容性》（2010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中指出，“国际舆论与中国实情严重不符。中国受到‘舆论’的‘委屈’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较晚，世界对当代中国所知原本就较少。第二，由于中文传播得不广，虽然是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使用的国家却很少，并且和其他文字差异太大”。他还认为，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有严重的偏差，甚至会对中国无端攻击，“这是因为西方媒体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来看中国的，凡与其不一样的都要持批判态度。中国发展迅速，他们也产生了害怕的心理。有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向我解释，‘大’就会令人害怕，大象翻身就会压死人，怕中国发达了，他们会失业。在西方，政界思维是——你们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就不行。意识形态不同，看来短期内难以改变”。

　　我们认为，赵启正先生对于唱空中国、挤压中国舆论的本质原因的分析，应当引起所有人的高度重视。处于当今这种特殊历史情势下的中国人，应当以冷静、理性的基本态度对待现实，积极主动应对。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应将“爱国”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唱颂歌，听不得不同的意见；二是对待外国舆论即使不恰当的舆论，我们也可以倾听，保持大国风度。

　　积极应对国际舆论，包括向国际社会客观真实地介绍中国，也包括与国际社会增强沟通、增强互信。对于那些善意的赞誉和恶意的诽谤不必过于在意；但也要对刻意误读和恶意诽谤给予必要的回击。同时，我们也要对居心叵测的廉价吹捧和别有用心的过誉高帽保持应有的警惕。

　　我们还应当看到，我们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中的消极因素也有可能转化为积极因素。西方一些人士基于自己营造的“文化和体制优越感”，对中国不理解和误解，对我们的发展造成不利。但西方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远低于中国希望了解西方的愿望，其实不利于其多掌握瞬息万变的世界。正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制度规则体系是全世界最好最优的选择，认为历史早就发展到了终点，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困境。

　　而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累积制度规则建设的经验。中国今后还会走自己的路，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

　　在此，我们也呼吁西方世界更多的学者、政治家用开放、理解的态度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用平等、谦和的心态研究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共同破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