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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迷失:“倒下的”中国企业家启示录

2010-09-14 01:46

  尊重所有企业家的

  社会贡献

  近期,被终审判决服刑14年的国美电器大股东和创始人黄光裕发表公开信,表示尊重人民法院判决,感谢政府尽最大可能保护了国美,同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重返社会”。而事实上,司法部门和政府在黄光裕涉案之后,创造性地解决了作为大股东的黄光裕与国美电器这家民族家电巨头的一些“难题”,确保了国美电器渡过难关,正常运营。

  对黄光裕大股东权益的保护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对于违法行为要依法处理,对于公民合法权益也要依法保护,特别是当合法权益与违法行为同时集合在同一个公民个体上时,“一码是一码”的法治精神就显得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涉案的企业家能否重新回归社会?人们该如何看待“倒下的”企业家们?又该如何透过这些企业家看清赚钱与法律的平衡关系?对所有这些话题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提升中国的法治文明。

  除了违法犯罪,企业家“倒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失职,如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就是因处理井喷事故不力引咎辞职。在我看来,失职同样是值得认真检讨的一个问题。企业家对社会负有有形和无形的道义和实体责任,这是商业时代必然形成的一个结果。

  这些“倒下的”和“曾经倒下的”企业家,倒下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却都是中国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难得的样本。透过对倒下的企业家的个体行为、体制机制原因等的分析,总结经济社会治理的得失,将会促进从制度建设上造福百姓。

  尊重法律,尊重公民权利,尊重事实,是我们探讨以上所有问题的惟一的基准。在支持惩处违法犯罪和失职渎职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对所有为中国经济发展、提升百姓福祉做出贡献的企业家表示感谢!

  唐万新的“遗产”:

  创业家精神和血性何处觅

  领刑8年,罚款40万

  2006年4月29日下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的德隆主案做出一审判决。德隆原总裁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40万元;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悲情“善庄”?

  轰动一时的德隆案,一度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其主角唐万新,则由于传奇经历以及悲情结局,一直令企业家们感慨唏嘘不已。

  根据法院审理查明,唐万新控制的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通过金新信托、德恒证券等6家股权托管公司,以向客户承诺按期还本并支付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固定收益率的方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37亿余元,其中未兑付资金余额为167亿余元。

  自1997年3月起,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在唐万新及唐万川、张业光等人决策下,由王恩奎负责提供统计数据,董公元进行股票操盘的技术分析,洪强、张龙等人分别具体操盘买卖,先后利用金新信托、德恒证券、中企东方3个公司操作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三只股票。新疆德隆、德隆国际集中资金,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法,长期大量买卖新疆屯河、合金投资、湘火炬A股票,造成三支股票价格波动异常,股票价格长期居高,获取大量不正当利益。

  截至2004年4月14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累计买入3只股票金额达678.36亿元,累计卖出金额为621.83亿元,余股市值为113亿元,余股成本为162亿元,累计直接账面盈利98.6亿元。其间,新疆德隆、德隆国际操作上述3只股票的最高持仓比例全部高达91.5%以上,利用自买自卖操纵3只股票的交易量大于零的天数占买卖股票天数的比例全部在85.69%以上,自买自卖量占总交易量的最高比例全部在99.83%以上,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交易秩序。

  不能脱离激情与法治的双轨线

  唐万新及其追随者们所犯下的罪行事实清楚无可争议,而对于唐万新个人,却让他的朋友乃至经济学家感到惋惜。

  《结构德隆》一书作者唐立久曾走访56位唐万新的同事、同学和商界朋友,均对其个人品性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做人成功、做企业失败,对其现状极其痛心和惋惜。唐立久说,在德隆发展的18年里,唐万新没有为自己牟利。“他是想做些事情。如果想捞钱,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分钱走人了。”甚至,当时为唐万新辩护的律师费用还需要其兄唐万里四处筹措。

  有观察人士称,德隆遗留下的有形资产良莠不齐,但其行业研究、金融体系设计、战略规划、偏差分析、年度规划等无形资产却有巨大价值。此外,当年的德隆军团也为业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专业遗产,这就是定位有战略高度、落地有产业链思维、研究要吃透行业、执行需彪悍凶猛。

  唐万新的创业激情,也是他留给业界的精神遗产。“但凡我们用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唐万新的这句话流传甚广。

  当时德隆旗下,凝聚了一批有着近乎宗教般狂热激情的人。19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德隆几乎汇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投资银行团队,最富实战经验的并购专家,最彪悍的职业经理人,最专业的行业研究群体,且几乎与国际最顶尖的咨询机构都有深度合作。

  他们共同制造了德隆基因,也成为基因的传承人。作为群体,他们所代表的战略思想、产业链思维,金融创新的勇气(比如对混业经营之尝试),及以彪悍、迅猛作风为特点的执行力,甚至操作手法(比如一眼洞穿并购中的陷阱),即便如今都能给行业中人以莫大启示。

  精明“个体户”张荣坤暴起暴落的警示

  领刑19年,罚没16亿

  2008年6月22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荣坤案做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宣判。

  2008年4月7日,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荣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张荣坤犯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操纵证券市场罪、欺诈发行债券罪和抽逃出资罪,五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对其被扣押的13亿余元资产予以全部没收;对两被告单位——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各处罚金2.3亿元和0.5亿元。

  国家资本蛀虫

  一审宣判的吉林省松原市中院经审理查明并认定,沸点投资、福禧投资、张荣坤为谋取本单位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给予多名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900余万元,犯单位行贿罪;2000年末至2006年7月,沸点投资、张荣坤与海欣集团总裁袁永林等人操纵海欣股份股票,行贿170万元,犯对公司人员行贿罪;与之对应,沸点投资、张荣坤犯有操纵证券市场罪;福禧投资2005年发行短期融资券,张荣坤作为公司法人代表,犯有欺诈发行债券罪;2003年,张荣坤拆借上海社保资金2亿元注入沸点投资,随后实施抽逃,犯有抽逃出资罪。

  福禧投资于2002年2月在上海成立,注册资本为5亿元人民币,后增资为10亿元人民币。至张荣坤事发前的2006年6月底,福禧投资号称总资产有136亿多元人民币,扣除负债后,净资产高达53亿多元。

  “张荣坤暴富得很奇怪,一不靠科技文化创新,二不靠办好实业企业,三不靠现代科学管理,总之他没有‘艰苦的原始资本积累’就直接地暴发了,其暴富速度让整个社会目瞪口呆。”上海一名干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称。

  张荣坤一举成名,是在2002年3月:由他掌控的刚刚成立的福禧投资以32亿多元人民币报价,收购上海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股权,后者拥有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经营权。

  据查,2002年到2005年间,上海社保局多次动用社保资金向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共34.5亿元。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取资金后,从账外划给其关联企业上海福禧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的股权以及房地产投资、证券投资等。

  到2005年6月底,福禧公司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张荣坤被称为“公路大王”,2005年升至《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第16位。

  不过,真相大白时,人们才发现,这个“公路大王”完全是官商勾结、窃取国家资本而“制造”出来的。

  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典型

  彼时,张荣坤案创下了中国刑事司法史上的两项纪录,那就是没收财产数额之最和罚金数额之最。张荣坤案中这两张前所未有的经济罚单,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腐败,预防腐败的决心。

  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中有一个怪现状,即腐败分子奉行“亏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或“蹲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这一怪现状的根源,便在于“没收财产”和“罚金”虽在《刑法》中被列为法定的“附加刑”,但事实上运用并不广泛。即便适用“没收财产”,在范围上也多限于被告人的“赃款赃物”,而立法对“赃款赃物”并未进行严禁限定,对被告人以涉案财物进行投资的赢利及其他收益,实践中也大多未予处理。再加之我国并无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不论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难以因应被告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作出适当的判罚。贪污腐败分子在案发之后,转移财产几成实践中的惯例,司法机关在多数时候只能徒叹奈何。

  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专家孙万怀副教授认为,张荣坤案的判决,对有效震慑“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顾雏军从疯狂走向殒灭

  资本玩家空留“产业整合畅想”

  领刑10年,罚款680万

  2009年5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8年1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犯有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决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680万元。

  资本玩家趋于疯狂

  第一宗罪:“空手套白狼”。

  2001年5月,顾雏军准备收购科龙电器。当时的收购价是5.6亿元。按当时公司法的规定,收购法人股必须是注册资本大于或等于收购价款2倍的公司。顾雏军为此设立了顺德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总额达到了收购科龙需要的12亿元,但是其中无形资产占比75%,不满足当时公司法“无形资产出资不得超过总资产20%”的要求。

  2002年5月14日,顾雏军指使下属,在顺德容桂农信社将来自科龙电器的1.87亿元通过在天津格林柯尔和顺德格林柯尔账户之间分别倒款1.5亿元、1.6亿元、1.7亿元、1.8亿元,以倒账4次的形式取得了天津格林柯尔投资顺德格林柯尔共计6.6亿元的进账单。一天之内,顾雏军把1.87亿元放大为6.6亿元。为了顺利完成注册登记手续,顾雏军还签署了一份顺德格林柯尔向天津格林柯尔购买制冷剂预付货款6.6亿元的《供货协议书》,时间倒签为倒账的前两日即5月12日。

  法院终审认定,顾雏军等4人在完善顺德格林柯尔注册登记手续、降低无形资产比例过程中,虚报了货币注册资金6.6亿元,数额巨大,该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第二宗罪:“报表上的游戏”。

  顾雏军入主科龙之前,作为上市公司的科龙电器已是负债累累。科龙公布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显示,科龙电器于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亏损。顾雏军接手后,2002年科龙大幅扭亏为盈,利润总额为1亿多元。到了2003年利润更是翻了一番,达到了2亿多元。

  法院查明的事实却证明,这不过是报表上的数字游戏。

  2002年至2004年间,顾雏军为了夸大科龙电器的业绩,指使下属以加大2001年的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压货销售是指根本没有发生实际交易,只是把科龙的产品在账面上做成卖给合肥维希公司和武汉长荣公司的假象,实际上这些货物还原封不动在科龙的仓库中,从而形成了科龙电器的销售收入,造成账面上利润虚增的假象。第二年,再直接从账面上进行退货处理。

  法院终审认定,顾雏军等6人向社会提供上市公司虚假的财务报告,剥夺了社会公众和股东对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知情权,对社会作出了错误的诱导,给股东和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6人均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第三宗罪:“企业成提款机”。

  2003年,顾雏军为了收购扬州亚星客车,指示下属以其父子名义申请设立注册资本为10亿元的扬州格林柯尔,其中无形资产出资2亿元,其余8亿元为现金出资。为了筹集这8亿元现金,顾雏军指示下属从科龙电器调动2.5亿元,从深圳格林柯尔筹款1亿余元,从江西科龙内部划拨4000万元,并以江西格林柯尔的名义向扬州中行贷款约4亿元。顾雏军指示江西科龙、江西格林柯尔为操作平台调拨8亿元资金经天津格林柯尔转入扬州格林柯尔。

  法院还查明,2005年3、4月间,顾雏军、姜宝军未经扬州亚星客车董事会同意,要求扬州机电在同年4月26日前将应付给亚星客车的股权转让款及部分投资分工款共6300万元支付到扬州格林柯尔的账户。4月25日,扬州机电将上述款项划到了指定的扬州格林柯尔的账户。扬州格林柯尔为顾雏军父子占有全部股份。

  财技与经营,谁轻谁重?

  短短4年时间,顾雏军曾构筑了一个家电产业帝国,他因此几乎被看作整个冰箱行业的偶像。但由于他一度大胆和肆无忌惮的“资本运作”,终于东窗事发,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过去1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和证券业界的诸多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以及“潜规则”。

  在某种意义上,顾雏军作为收购国企的试水者,其结局也给国有企业改革探索之路留下了积极的符号意义。

  顾雏军感兴趣的那些企业在被收购之前,大都债台高筑、风雨飘摇。正是顾雏军把一个个陷于困境的企业重新带进了最具活力的公司行列,他因此被认为“在国企改制中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被看做是“解决国企危机的救星”。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处于探索阶段,如何使国有企业改革体现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还需要深入推敲。而对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争论的产权改革问题,还有待正在推进的改革作进一步验证。

  此外,顾雏军的“产业整合”思想也给业界留下许多思考。

  他的初衷,意在整合中国冰箱制造业的产能,把中国建设成为220公升以下冰箱的全球制造基地,建成名副其实的冰箱王国,为此顾大肆鲸吞科龙、美菱,以及无数的已经停产或关闭的冰箱生产企业。在汽车领域,顾也试图打造一条全新的汽车产业链,因此在拿下亚星客车之后,又把襄阳轴承收入麾下,甚至把目光投向了英国的设计公司和法国的零配件商。

  “铁腕领袖”马富才起落

  2003年12月23日在重庆发生的特大井喷事故,使得马富才正演奏到高潮的企业家乐谱在次年4月戛然中止——马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尽管随后不久,马富才复出任职能源办,但是,光芒已减退了大半。

  马富才1965年8月至1970年7月在北京石油学院开发系采油专业学习,1970年7月开始在胜利油田滨南指挥部采油五队当实习员,从此开始了他30多年的石油事业生涯。

  1996年12月,马富才离开山东东营到北京,当了副总经理。1998年,马富才从排名第五的副总经理的位上被“扶正”,开始了他在中石油的掌舵时代。

  “马总是位实干家。”中石油集团的员工谈起马富才,仍然保持一如既往的敬佩之言。马富才对中石油内部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铁腕领袖”的称呼,也带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发展成为2003年中国500强企业之首。

  在马富才的6年执掌之下,中石油集团成为财富500强中国第一名,中石油则成为H股最赚钱的企业、中国海外上市赢利最高的企业。在他任内,中石油集团先后完成了改制重组、美国香港同时上市、在新疆建成未来中国最大的油气产区等重大举措,西气东输、安大线管道计划、并购海外油田等举动正酣。

  马富才始终坚信“国有企业完全能够发展壮大,能够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能够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在眼光最为挑剔的资本市场上,中石油还是得到了投资者奉与的“赚钱王”称号。在风云莫测的国际石油市场上,中石油却是笑傲群雄,一举成为了第一家跻身世界石油大公司10强行列的中国公司。

  正当马富才带领中石油叱咤于市场之时,突如其来的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将他推进舆论漩涡的中心。尽管中石油并没有受到此次事故太大的影响,但是作为掌舵人的马富才,其一帆风顺的仕途与事业却因此次事故出现重大转折。

  2003年12月23日的开县井喷,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石化事故,243人死亡,6万人星夜逃难。马富才随即在2004年1月上旬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2004年4月,中央批准了马富才的辞职申请,中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在4月14日发布了公告。

  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个事故的发生,马富才未来的发展将如时任中海油总裁卫留成、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一样瞩目。2005年,马富才出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尽管重新启用,马富才由正部级降为了副部级,2008年人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企业巡视组副组长。

  事故发生后,马富才当时只派了副总赶赴现场督查工作,并没有亲自赶赴现场,这是他后来备受舆论诘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分管范围的问题,他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引咎辞职这么严重的后果。也有可能是从企业形象安全出发的一种考虑。”行政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分析。

  他怎样从陈久霖到陈九霖?

  1961年出生的陈久霖,曾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然而,这位一手缔造了商业传奇,被称为“航油大王”的风云人物,却不得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九霖。

  2004年,中国航油因澳大利亚籍交易员纪瑞德和英国籍交易员卡尔玛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陈久霖本人因此被迫离职,并遭到新加坡警方拘捕。2006年3月,新加坡初等法院做出判决,判处陈久霖入狱服刑4年零3个月,其判刑原因是股东售股拯救公司和公司没有向交易所呈报亏损。

  陈久霖非凡的魄力从决定考大学开始就已显现,1981年10月,他辞去了村里信用社的铁饭碗,专心准备高考,并于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学习越南语的同时,亦努力修习英语。此后,陈久霖又先后取得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硕士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

  北大毕业之后,陈久霖进入国家民航管理局局长办公室,任翻译,亲身经历了民航管理局一分为五的改革过程,后又出任中德合资的北京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外国专家助理。1993年,他加盟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参加了建设香港新机场供油公司的谈判与组建工作;他还是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天津国际石油储运有限公司等特大型中外合资项目的项目经理和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航油的前身——中国航空油料运输(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也是陈久霖亲自筹建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航油母公司委派陈久霖到新加坡接管在当地的子公司——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他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兼总裁。自此,他在经营头脑得到展现的舞台。

  中国航油成立于1993年,最初两年遭遇亏损,之后又休眠两年。陈久霖接手时国内投入的资金仅为21.9万美元。但在他接手之后,公司业绩迅速有起色,一举扭亏为盈,并通过批量采购、集中运输等方法很快垄断了中国进口航空油品市场的采购权、运输权。

  陈久霖执掌中国航油期间,除了使公司经营业绩大有起色外,还策划和主导了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为中国能源企业在海外投资兼并起到了借鉴与指导作用。

  2003年起,陈久霖掌控的中国航油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初期小有斩获。但由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等国际突发事件的发生,国际石油期货价格走势出现变化。在2004年末石油期货价格迅速攀升之时,交易员纪瑞德做出错误判断,出售大量看涨期权(即所谓多头),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面对巨亏,中国航油及其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曾竭力试图力挽狂澜。2004年10月,中国航油集团决定把所持75%上市公司股份的15%折价配售给机构投资者,筹得1.11亿美金暗中用于补仓(这后来被外界普遍指责为母公司明知上市公司巨亏却隐瞒公众投资者并完成“内幕交易”,也是导致陈久霖后来入狱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国际油价仍在不停攀升,亏损额不断扩大。自2004年10月26日起,中国航油集团指令中国航油在高位全部斩仓,5.5亿美元的亏损成为事实。2004年11月30日,中国航油向当地法院寻求债务重组。

  事件被揭发后引起了中国和新加坡舆论的高度重视。在新加坡,中航油事件被认为是自1994年巴林银行破产案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金融事件,并且再度引发对于新加坡金融控管当局在监督方面是否有失职的争论。

  在新加坡监狱度过1035天,并在此后经历多重劫难的陈久霖,以一种曲线方式重新进入国资委企业的“队伍”。现年49岁的陈九霖目前是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他此前供职的中国航油集团一样,新东家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娘家”也是国资委。

  尽管同属国资系统,但中航油这个旧东家仍旧是陈九霖心中念念不忘的,不过,对于一个被“双开”的人,中航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陈九霖的,不过,这都不影响他的石油梦想,回国后,他还公开发表《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的署名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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