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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琪
“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背景；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在日前举行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央行行长易纲如是说。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积极进展。包括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等。
易纲表示，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金融是竞争性服务业，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发展和效率提升。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要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
易纲强调，要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外资金融机构实施国民待遇，指与中资金融机构拥有同等待遇、地位和权利，二是负面清单管理，即“非禁即入”，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领域、业务和活动皆可从事。这将进一步放松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经营的限制和束缚，减少业务申请流程和行政约束，同时负面清单的存在可以做到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保护部分敏感领域，避免出现过度开放而诱发金融风险的问题。
联储资管投资研究部总经理袁东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国负面清单越来越精简，限制的内容越来越少。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落实“非禁即入”，是我国加快金融开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在保持国内金融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利用全球资本和先进投融资经验，支持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内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进而提高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易纲指出，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
袁东阳认为，未来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一是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二是打破刚兑，特别是打破基于地方隐性担保的刚兑。
在王有鑫看来，一是应该尽快梳理、制定和公布负面清单名录，明确开放领域和禁止开放领域。二是应进一步强化宏观审慎调控能力，丰富逆周期调控工具，重点监测跨境资本流动、外币融资、汇率等领域的波动风险，对外资流入的领域、行业和方向进行动态监控，做到稳定有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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