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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指出退市制度要法制化制度化常态化，但是莲花味精悄然过关，南纺股份未触及退市机制，新中基轻打轻罚，尽管原因各异，但总是涉险过关安然无恙，遭到市场一片谴责。
从法律条文来说，证监会可以参照公司法157条暂停其股票上市，交易所也可以按照证券法55条予以暂停其交易，但两者都没有被有关部门采用，只是延续采用《股票上市规则》未触及追溯重述导致三年及三年以上连续亏损作为直接退市情形，笔者认为还是证监会主席肖钢在求是杂志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对重大违规违法行为不敢动真格。。
肖钢认为:"社会法治意识薄弱，监管执法受到干扰，违法成本低，问责不及时。据统计，目前资本市场的法规规则超过1200件，问责条款达到200多个，但其中无论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经济责任，没有启用过的条款超过2/3。毋庸讳言，有执法体制不适应，地方保护主义依然存在的问题；既有人情世故的原因，也有不敢碰硬、不坚持原则的原因。这些因素长期存在，致使相当一部分责任追究不了。"
有没有受到干扰，笔者不敢妄加断言，但法规搁置不用是无可怀疑，公司法证券法就摆在那儿，不敢碰硬也是存在，处罚避重就轻，不是按照《证券法》《公司法》规定，而是选择《股票上市规则》从轻处罚，致使责任追究没有到位。
因此笔者认为退市制度未能实现证监会“出现一家，退市一家”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制度建设问题，如果仅仅是制度问题，随着证券法的修改和退市意见稿的发布执行，法律障碍将一扫而空，退市道路将随着“事变法移”而畅通无阻，重大违规退市能否实现“出现一家，退市一家”，笔者担忧的不是法不到位的问题，而是法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中国股市先天定位缺失，资本市场首先要保证的是融资者的利益而不是投资者的利益，因此中国资本市场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难在哪儿，难就难在传统意志束缚下，管理层行政权力在“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思维下对上市公司保护机制的退出难，最为经典的就是新的退市意见稿并没有取消投资者索赔的前置条件，而前置条件的设置就是为了提防投资者向上市公司索赔，同时针对上市公司重大违规，身负投资者利益保护为己任的证券投资保护基金不仅自己蒙受巨大损失，更别提为投资者挽回损失，可见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落实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一旦退市制度实施而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护，投资者就会群起而反对给退市制度顺利推行设置重重障碍。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新中基，虽然意见稿没有实施，但新中基却是正好撞在枪口上，长达数年财务造假虚构数亿元利润完全符合重大违规退市条款依然是该退而不退。南纺股份和莲花味精该退而不退，还能以没有法律条文可供借鉴而搪塞胡弄投资者，新中基则是退市意见稿明明白白白纸黑字摆在那儿，但结果仍旧是如出一辙，制度归制度，说归说，做归做，重大违规退市依然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是人情世故的原因，还是“不敢硬碰硬不敢坚持原则”的原因，笔者不得而知，也不敢妄加猜测，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
13年9月27日，证监会指出通过减少事前行政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特别是执法监管，来不断提高监管效率，维护市场的“三公”原则，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从莲花味精道南纺股份再到新中基，监管处罚是一如既往的轻，丝毫看不出事中事后从严监管的转变，监管效率也难言高效率，投资者利益也难言得到保护，劣币驱逐良币难言市场三公原则得到昭示。
笔者在中国股市改革缘何步履维艰一文中指出：“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统治国家，统治者最怕的就是改革和创新，动摇自己统治根基，所以“泥古”被广泛推崇，”祖制“更是成为阻挠改革的最好托词。"而中国股市自开始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国企解困而设立，因此保护国企利益也就是保护融资者利益就成为监管层最大目标，融资者又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保护融资者利益就成为一个“祖制”而长久不衰，因此监管者的行政权力要真正转移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来，而不是保护融资者既得利益为己任，并不再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幌子让南纺股份们该退而不退，就显得尤为困难。
这就需要管理层不再是嘴上说说，而是要付诸行动，要从灵魂深处发生监管观念的转变，投资者才是中国股市的衣食父母，保护投资者才是保护中国股市，只有退市过程中投资者切身利益得到有效保护，退市制度才能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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